此外，IIoT的推进政策也在持续升温，前所未有。工信部发布的《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（2018-2020）》提到要在2020年前，推动30万家以上工业企业上云；《工业互联网APP培育工程实施方案(2018-2020年)》，提出至2020年，培育30万个面向特定行业、特定场景的工业互联网APP。

首批成果纷纷公示，72个项目被核定为2018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，89个应用被遴选为2018年工业互联网APP优秀解决方案。

还记得前年、去年的人工智能热和区块链之热吗？在资本和政策推力的加持下，今天的工业互联网与之何其相似。

只有最终用户买单，这个天量的“上云、上平台”目标才能真正实现。只有最终用户买单，工业APP应用才能被“正名”不是耍流氓，而是有真材实料。

市场到底需要怎样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应用。文初的3个问题，摆在从业者和观望者每一个人面前。回答好一道道题目，才能把IIoT带来的价值，转化成企业实实在在的高质量发展。

1

IIoT是服务于中小工业企业

还是大型企业？

“我们的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有两个差异化…其中第二个是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。”海尔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陈录城如是说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IIoT被贴上是大型企业的游戏这样一个刻板标签，而赋能中小企业就成为有些差异化的“另类”。

IIoT聚焦于大型企业有什么错吗？

回答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个貌离神合的问题。上海如果被深圳超越，这是上海的错吗？

上海被深圳超越，看似是遥不可及的目标，其实答案暗藏在一进一退之间。

根据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魏达志和知名自媒体人秦朔的分析，2005年前后，上海经济总量是深圳的2倍。2015年，深圳GDP是1.75万亿，上海2.49万亿。2018年，两城差距持续缩窄到1.5倍。按照目前深圳相对上海的发展增速，预计深圳超过上海的时间是8-10年。

魏达志认为，上海不是深圳对手的原因之一，是上海的所有制结构。在上海，央企：地方国企：外资企业：民企比重为1:1:1:1。深圳的所有制结构，90%都是民营企业或者个体企业，其余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

90%的民营企业或个体企业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。所有制结构，或者说企业规模构成，导致两座城市的创新动力完全不同。

可以大胆预设一下，中小企业不仅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力军，更是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主力军。

纵观全球，很多发达国家精准的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IIoT支持政策，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扶持力度。

美国“国家制造业竞争力计划”、法国“未来工业计划”、意大利“工业4.0计划”等，均采取不同政策和资本手段，针对中小企业开展个性化服务，支持中小制造企业升级工业技术、应用新技术、创新商业模式。

国内的现状是，中小企业对工业互联网这套体系的触网意识和买单意愿均不强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还在学习和观望…中小企业客户，没有机会也鲜有资本主动提出要上工业互联网…

那么，这个gap要归咎于中小工业企业的“不开悟”，还是提供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的“不实际”？

作为主力军的中小工业企业，迫切需要在开放的价值体系中获得更大回报，但是受人才、资金、管理的制约，中小企业推进工业互联网的难度很高。

凡是有意义的事，都不会太容易看见和触及。

“中船重工的一名退休的高工，开发了150多个工业APP…”这样的景象在中小企业可以说绝无可能出现。

既然中小企业是工业互联网最重要的应用方，“中船重工们”的工业APP，有多少可以被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借鉴？有多少知识有望实现跨行业间的流动和复用？

如果无法“启悟”中小工业企业的“痛觉”意识和“买单”意愿，IIoT很可能无法担当起未来“智造”的脊梁，就直接沦落为扶不起的阿斗。

2

IIoT带来的效益

谁有能力留在企业内部？

IIoT目前实现的主要价值，是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提升。

IIoT通过打通设备、产线和运营，实现提质增效，打造数据驱动的智能生产能力。

不过，生产效率的提升，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益的提升。

IIoT还有潜在的二阶效应和更高层次的影响。

查理·芒格讲过的一个故事，把这个二阶效应说得很透。

“以前我和巴菲特做过纺织品生意，生产的是低端的纺织品。有一天，有个人对沃伦说，现在发明了一种新的纺织机，我们认为它的效率是旧纺织机的两倍。巴菲特说：天哪，我希望这种新机器没这么厉害~~因为如果它确实这么厉害的话，我就要把工厂关掉了。他并不是在开玩笑。因为，更好的机器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，但最终受益的是购买纺织品的人，厂家什么好处也得不到。”

芒格和巴菲特经营的纺织厂，没有能力把生产效率带来的收益留在企业内部。